淺議我國稅收籌劃的法律環境

2021-08-16 10:22

一、稅收籌劃的含義
蓋地主編的《企業稅務籌劃理論與實務》一書中認為“稅務籌劃是納稅人依據所涉及的稅境和現行稅法,遵循稅收國際慣例,在遵守稅法、尊重稅法的前提下,根據稅法中的‘允許’、‘不允許’以及‘非不允許’的項目和內容等,對企業涉稅事項進行的旨在減輕稅負、有利于實現企業財務目標的謀劃、對策和安排”。宋獻中、沈肇章等編寫的《稅收籌劃與企業財務管理》中認為“稅收籌劃是指納稅人為實現自身價值最大化和使其合法權利得到充分的享受和行使,在既定的稅收環境下,對多種納稅方案進行優化選擇的一種理財活動”。
以上兩者的定義,在用詞上不同,其內涵也有本質的區別:前者認為稅收籌劃的目的在于減輕稅負,是較為大眾化的一種觀點;后者認為稅收籌劃的目的在于使納稅人價值最大化,而不一定是為了減輕稅負。但兩者將稅收籌劃的主體都鎖定為納稅人,而且是在現有稅收環境下所進行的一種活動,其籌劃行為的前提都包括“法無授權不得行”的原則。因此,稅收籌劃的含義應該是:稅收籌劃就是納稅人在現行國家政策法規許可的范圍內,利用不違法的手段,通過對企業經營、投資、籌資等各個方面進行事先運籌和安排而進行的一項有利于增加納稅人稅后收益的一種活動。
二、稅收籌劃的基本法律環境
稅收籌劃的目的是增加經濟效益,稅收籌劃作為納稅人對經濟利益的一種追求是完全必要的,但稅收籌劃的實施必須有一定的法律環境,征納雙方都應有一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素質,也就是進行稅收籌劃的基本法律前提——稅收法定原則。
1、稅收法定原則的含義
法定原則也就是法律至上或法治原則,法治原則體現為“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政府機關、官員、人民都必須服從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保障個人權利,防止官員濫用權力,法院是法律含義的最后裁判者?!?br /> 我們可以把稅收法定的基本含義理解為:稅收的構成要素只能由法律確定;征納雙方的權利義務只能由法律明定;沒有法律依據,國家不能征稅,公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也不得被要求繳納稅款;征納雙方發生爭議時,納稅人可以得到獲得法院對納稅事項的裁判。該原則包含三方面要義。
(1)對政府征稅權的制約。稅收是國家存在的經濟基礎。國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職能,為公民提供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就必須采取一定的形式集中資源,課稅即為主要形式。繳稅便是公民獲得公共產品和服務所付出的代價。但是,國家這種強制性權利如果不受有效控制,就可能侵害公民的合法權利。
(2)稅收法定原則還在于給公民的經濟生活和法律行為提供確定性和可預測性?,F代社會,稅收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公民絕大多數經濟行為都不得不將稅收作為一條重要的指標納入自己決策的參考因素。因而,預先知曉在什么樣的情況下將會有什么樣的納稅義務,對公民的生活具有重要意義。而稅收法定原則恰好能滿足公民這一愿望,使之能在遵從稅法規范的前提下憑個人理性和智慧追求正當利益。
(3)當納稅人的權利遭到侵害時,有獲得國家司法救濟的權利,并且這種權利是可以實現的。
2、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內容
(1)課稅要素法定。包括實體法和程序法的法定,其實質要解決的是稅收立法權的歸屬問題。即凡涉及公民財產權的一切課稅要素,都必須由法律作出規定,而不得授權行政機關決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立法的效力。行政機關違反法律所作出的一切征稅決定無效,稅務機關和執法機關不得執行,是為法律優先。
(2)課稅要素的明確規定。凡構成課稅要素的規定及征收程序的規定,都應當盡量明確,避免出現歧義,以此保證稅法能被準確地理解和執行。其要義在于防止稅法中出現過于一般或過于含混模糊的概念和條款,減少因稅法解釋被濫用而發生侵害納稅人權益的可能性。同時也可以對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給予有效限制,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權被濫用而產生不良后果。
(3)征納雙方權利義務法定。指當課稅要素得以完全滿足時,稅務機關就必須按照稅法規定的標準和程序依法征稅,納稅人亦必須依照稅法規定的標準和方式繳納稅款。根據這一要求,沒有法律依據,稅務機關沒有征收或減、免稅或不征稅的自由,也無權選擇納稅人。納稅人如果不按照稅法規定的標準和方式繳納稅款,則構成違反稅法的事實,將依法承擔由此產生的法律責任。
(4)禁止溯及既往和類推適用。若不禁止類推適用,可能導致稅務機關超越稅法規定的課稅界限,有悖稅收法定原則。
三、我國稅收籌劃的法律環境現狀
1、現有稅收立法權在法律文件上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對相關立法權作出的相關規定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層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稅收基本制度——稅收法律;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制定的稅收行政法規;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稅收地方性法規;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制定的稅收部門規章;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稅收地方規章。
《立法法》還嚴格規定了各級法律、法規、規章的適用性,按上述順序,除了部門規章之間、部門規章與地方政府規章之間在各自權限范圍內具有同等效力外,下位法不得違反上位法,且下位法應在上位法的授權范圍內制定;同時,被授權部門不得將相關權利再做授權。我國最高的稅收立法權屬于全國人大,最低的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我國在稅收立法權的確定上是有法可依的。
2、現有稅收實體法在實際中的制定
我國稅收實體法涉及商品稅(5)、所得稅(3)、財產行為稅(12)共20種稅,現在以內外資企業都要繳納的流轉稅——營業稅為例,對我國稅收實體法的確定及征收管理進行分析。目前在稅收征收管理中實際執行的營業稅法規包括以下內容。
(1)全國人大授權國務院制定,1993年12月13日以國務院第136號令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條例規定了征收營業稅的基本要求,并授權財政部制定實施細則。
(2)國務院授權財政部制定,于1993年12月25日以財法[1993]40號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營業稅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細則對營業稅暫行條例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并授權稅務總局進行解釋。
(3)財政部、稅務總局以財農、財綜、財稅、國稅函、國稅發等字號下發的各種通知。這類通知對稅收征管變化及對各地稅務局在實際征收過程中所遇到問題作出詳細的解釋。
(4)省級稅務部門以各種字號(例如廣東省地方稅務局以粵財法、粵地稅函、粵地稅發)轉發稅務總局下發的各種營業稅征收文件或對本省的營業稅稅收征管作出的各種規定或解釋。
(5)市級稅務部門以各種字號(例如穗地稅發、穗地稅函)轉發上級稅務部門下發的各種營業稅征收文件或對本市的營業稅稅收征管作出的各種規定或解釋。
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上述(4)、(5)所提及的省級稅務部門和市級稅務部門所作出的規定和解釋是不符合立法法的規定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在稅收征收管理中,這兩級行政部門每年都下發大量的文件,并在稅收的征收管理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稅收實體法在實際執行過程中的這種違法行為破壞了稅收法定原則,集中表現在兩點。
①政府征稅權沒有得到有效制約。省市級稅務部門既是稅收征管的執行部門,又是稅法的直接解釋部門,稅收征納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非由法律確定,稅收征收方會作出有利于自己征收的解釋,從而造成稅法解釋被濫用而發生侵害納稅人權益的可能性,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沒有得到有效限制。
②納稅人不能有效確定和預測自己的繳稅行為。省市級稅務部門每年下發大量的稅收征收文件,使納稅人窮于應付接收文件,而不是理解和執行文件,難于做到有效確定納稅行為。同時,納稅人在執行某稅法過程中無法預見稅務部門會在什么時候下發一份否決現行文件的新文件,而已經發生的經濟行為還必須按這份新文件繳納稅款(違背溯及既往的要求),因此課稅要素不明確,納稅人無法預測到繳稅行為。
3、現有稅收程序法的內容
我國現有程序法包括刑法、國家賠償法、行政訴訟法、行政處罰法及其聽證程序實施辦法、行政復議法、稅務行政復議規則、發票管理法及其實施細則、稅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實施細則?,F在以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為例,分析我國現有的稅收程序法是否符合稅收法定原則。
(1)納稅人獲得司法救濟的程序。首先,發生納稅處理決定;其次,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再者,向上一級稅務機關申請行政復議;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訴。
(2)納稅人沒有平等實現司法救濟的權利。仔細分析(1)所列的程序可以發現,法律雖規定納稅人可以通過復議和訴訟來獲得司法救濟,但設置了一道門檻,即納稅人必須先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否則不可能實現司法救濟,也就是說這一“門檻”實質上剝奪了“窮人”獲得司法救濟的權利,納稅人沒有平等實現司法救濟的權利。
4、結論
(1)政府的征稅權沒有得到有效制約。盡管《立法法》規定了法律制定程序和各級權利機構的權利范圍,但在法規政策的實際制定或解釋過程中存在太多的越位行為,往往使得省市級的稅務機關既是政策的制定人、解釋人又是執行人,即稅收立法權和征管權在實際稅收管理中歸集于一個政府部門,其征稅權沒有得到有效制約。
“權利沒有得到有效制約的情況下,權利一方的欲望就會膨脹,并且必然導致權力的濫用,損害人民的權力和自由”。作為稅收籌劃的主體,納稅人很難詳細地理解和掌握稅收法律,也就很難充分利用稅收優惠實現稅收籌劃。
(2)稅務行為存在不確定和不可預測性。如前文所及,省市級稅務機關每月都會下發很多對各種稅收法律法規的解釋性稅務文件,經常使納稅人設計出來的稅收籌劃方案因為稅收政策的調整而失效。甚至對同樣的經濟事項所涉及的稅收法規,國稅局和地稅局有不同的解釋,也就存在不同的稅負水平。在稅收法律法規經常變化的環境下,人們無法想象下一個調整又是什么;由于文字的歧義,稅務部門往往作出有利于實現國家征稅目的的解釋,因此納稅人難以準確確定和預測自己的稅務行為。
(3)涉稅司法救濟沒有得到平等的實現。為了保障國家稅收的優先實現而制定的涉稅司法救濟程序,使“窮人”不能實現有效的司法救濟,但我國除了少數壟斷性企業和國企外,大多數民營企業都經不起稅務部門的折磨而被歸類為“窮人”。同時,眾多納稅人不愿意通過司法程序來保障自己的權利,因此盡管法律上有涉稅司法救濟的程序,但大多數納稅人都不能真正得到涉稅司法救濟。
四、對稅收籌劃實例的爭議
1、對建筑設計費稅收籌劃的討論
(1)基本情況。南方設計院為國內一家知名設計單位,1999年12月擬承接一公司的綜合建筑項目設計,設計費為1000萬元。根據《營業稅暫行條例》第一、五條及其《實施細則》規定,該業務應繳納營業稅30萬元(1000×3%)、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3萬元(30×10%)。
為了減少營業稅及相關稅收,做了以下稅收籌劃:由南方設計院在香港的全資子公司南苑設計所與工程項目投資方簽訂設計合同,并取得設計費收入。根據國家稅務總局國稅發[1994]214號文第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外商接受境內企業的委托,進行建筑、工程等項目的設計,除設計開始前派員來我國進行現場勘察、搜集資料、了解情況外,設計方案、計算、繪圖等業務全部在中國境外進行,設計完成后,將圖紙交給中國境內企業,對此種情況,可視為勞務在境外提供,對外商從我國取得的全部設計業務收入,不征收營業稅?!?br /> (2)分析。上述籌劃方案似乎有效而且合法。但根據我國建設部對工程設計單位的資質管理的相關規定,完全由境外設計院設計的圖紙是不可能在國內獲得認可并取得相關建設批文的,設計的圖紙必須由國內符合資質管理要求的設計院加蓋設計圖章才能獲得通過;同時,在實際施工過程中,設計單位必須對施工單位提供現場指導,否則設計意圖難以體現。也就是說該項設計業務不可能完全由境外設計院完成,其設計費收入也應在境內外設計院之間分享。
同樣根據國家稅務總局1994年9月20日發布的國稅發[1994]214號文第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外商接受中國境內企業委托或與中國境內企業合作(或聯合)進行建筑、工程等項目的設計……設計完成后,又派員來我國解釋圖紙……技術指導,對其所取得的設計業務收入,除準予扣除其發生在中國境外的設計勞務部分所收取的價款外,其余收入應依照營業稅的有關規定征收營業稅。但對在委托設計或合作(或聯合)設計合同中,沒有載明其在中國境外提供設計勞務價款的,或者不能提供準確的證明文件,正確劃分其在中國境內或境外進行的設計勞務的,都應與其在中國境內提供的設計勞務所取得的業務收入合并計算征稅?!?br /> 因此,假如委托設計或合作(或聯合)設計合同中能夠載明其在中國境外提供設計勞務價款的,或者能提供準確的證明文件,正確劃分其在中國境內或境外進行的設計勞務的,其中國境外的設計勞務部分所收取的價款就可以不征收營業稅,這個金額似乎可以由納稅人——南方設計院與南苑設計院自行確定,從而達到稅收籌劃的目的,但基層稅務局在實際執行過程中是否認可還值得商榷。
但是,根據廣州市地稅局2000年5月10日公布的穗地稅發[2000]173號文的第二條“按不低于50%的比例核定其境內應稅勞務收入”的規定,假如該項設計任務在2000年5月10日后才完成,那么境內南方設計院的設計費收入比例不得低于50%,上述籌劃的目的就達不到了。
2000年5月12日,國家稅務總局又以國稅發[2000]82號文,確認從事稅務、會計、審計、法律咨詢業務的境內應稅收入比例不應低于該項業務總收入的60%。廣州市地方稅務局在2000年7月24日以穗地稅發[2000]304號文轉發上述82號文時,將范圍由咨詢業擴大到工程測量和設計等范圍,那么上述境內南方設計院的設計費收入的最低比例又提高到了60%。
(3)結論。從本例中,我們可以發現三個問題:國家稅務總局在制定相關稅收規定時,沒有考慮相關規定的實際環境條件是否可操作,從而為下級自行機關帶來過多的自由裁量權;下級稅務機關對上級稅務機關的稅收規定的隨意解釋和范圍擴大使執法權和“立法權”或“司法權”變相歸于一體;相關規定變化太快,難以適從。
2、對價外費用稅收籌劃的討論
(1)基本情況。精彩公司為開發公司,同時擁有多項業務,其中含物業管理業務。該公司2003年營業收入為20000萬元,各項代收款項4000萬元,手續費收入200萬元(按代收款項的5%收?。?。根據《營業稅暫行條例》第五條及其《實施細則》第十四條的規定,精彩公司2003年應繳納營業稅1210萬元[(20000+4000+200)×5%]、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121萬元(1210×10%)。
為了減少稅賦,精彩公司做了以下稅收籌劃:將全部代收款項和手續費轉由精彩公司旗下的全資子公司——某物業公司收取,按照國家稅務總局1998年12月16日公布的國稅發[1998]217號文第一款“物業管理企業代有關部門收取水費、電費、燃(煤)氣費、維修基金、房租的行為,屬于營業稅‘服務業’目中的‘代理’業務,因此,對物業管理企業代有關部門收取的水費、電費、燃(煤)氣費、維修基金、房租不計征營業稅,對其從事此項代理業務取得的手續費收入應當征收營業稅”的規定,物業公司2003年不需要對各項代收款項4000萬元繳納營業稅及其附加,節約稅賦220萬元[4000×5%×(1+10%)]。
(2)分析。上述籌劃方案看似合理,其實其中也包含了各級稅務機關對“代理”業務自相矛盾的解釋。
①國家稅務總局于1993年12月27日公布的《營業稅稅目注釋》第七條(一)解釋“代理業,是指代委托人辦理受托事項的業務,包括代購代銷貨物、代辦進出口、介紹服務、其他代理服務”,而“其他代理服務,是指受托辦理……的業務”,因此我們可以理解“代理”的關鍵是“受托辦理”,但《營業稅暫行條例》及其《實施細則》并沒有對代理業中的代收款項作為應稅收入的扣減項目。
②廣東省地方稅務總局1998年10月9日粵地稅函[1998]286號文“對其代收的水電費、電話費,可扣除其代付的水、電費、電話費的余額,按‘服務業——代理業’稅目征收營業稅”的規定將代理業中的物業管理服務中的代收款項“水電費、電話費”作為應稅收入的扣減項目。
③國家稅務總局1998年12月16日公布的國稅發[1998]217號文第一款“物業管理企業代有關部門收取水費、電費、燃(煤)氣費、維修基金、房租的行為,屬于營業稅‘服務業’目中的‘代理’業務,因此,對物業管理企業代有關部門收取的水費、電費、燃(煤)氣費、維修基金、房租不計征營業稅,對其從事此項代理業務取得的手續費收入應當征收營業稅”的規定實際上是對《營業稅稅目注釋》的重復,并對物業管理中的代收款項做了仔細的羅列,但是羅列項目又不齊全,難道物業管理公司的代收款項僅有“水費、電費、燃(煤)氣費、維修基金、房租”六項嗎?如果增加其他代收款項,是由基層稅務機關自行裁決還是再向稅務總局請示?規章的措辭存在不嚴謹的嫌疑。
④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2003年1月15日公布的財稅[2003]16號文第三點“從事物業管理的單位,以與物業管理有關的全部收入減去代業主支付的水、電、燃氣以及代承租者支付的水、電、燃氣、房屋租金的價款后的余額為營業額”也采用了上述國稅發[1998]217號的方式來羅列應稅收入可以扣減的代收款項,即未經羅列的項目不得作為代收款項在應稅收入中扣減。
⑤廣東省地方稅務局2003年5月29日的粵地稅函[2003]339號文“物業管理單位代業主、承租者收取的水費、電費、燃氣費、房屋租金、房屋維修基金及其他代收款項的行為,屬于營業稅‘服務業’稅目中的‘代理’業務,即以與物業管理有關的全部收入減去代業主、承租者支付的水費、電費、燃氣費、房屋租金和其他代收代付款項后余額為營業額征收營業稅”的規定就擴大了財稅[2003]16號文的扣除項目,增加了“房屋維修基金及其他代收款項”。
(3)結論。在本案例中,我們也不難發現以下的問題:國家稅務總局在規章的制定過程中,沒有充分尊重已有文件的定義,文件中措辭不夠嚴謹,增加了基層稅務機關因理解不同而產生的自由裁量權;下一級稅務機關在轉發上級稅務機關文件時,隨意擴大解釋的范圍,姑且不論其合理性,至少在權利上是無效的。而案例中的代收款項哪些是不需要納稅,哪些仍然應納入應稅收入就顯得有些模糊了。
五、結論及對策
稅收籌劃這一行為是納稅人和稅收征管機關就稅收法律的有效使用與認可的矛盾體,只有當雙方對稅收法律的內涵與外延的理解趨于一致時,稅收籌劃才是合法的和低風險的。但在稅收立法中如果不能使稅收法律條文的內涵與外延相統一,不能明確稅收執法程序,不能明確各級稅收立法者的權力,不能通過法律來保障稅收權力的有效制約與監督,不能在稅收法律的適用中保證稅收違法成本必然大于其收益,稅收籌劃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稅收籌劃,而只是某些勢力派人物的尋租手段。只有通過稅收立法的完善,使稅收法律的公平性特征得以實現,使納稅人獲得在稅收法律面前的平等,那些恣意曲解稅收法律的行為才會消失,納稅人才可能有效預測稅收法律適用的結果,才愿意遵循稅收法律尋找籌劃的空間,小心謹慎地進行稅收籌劃以避免承擔法律責任將是納稅人的必然選擇。完善稅收立法才能盡量消除上述問題。
學界一個普遍的觀點就是,現代人民民主主權國家的存在是因為構成國家的那些人民的權利需要得到保護,例如生存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合法財產被保護的權利等等,國家的運行需要那些被保護的人提供財政支持,因而才有國家稅賦的存在。這個稅賦存在的本質條件要求稅收立法應該具有的品質特征就是公平,但從前文分析來看,我國稅收立法的問題所造成的種種后果都是稅收公平的缺失問題,完善我國稅收立法必須注重公平。借鑒公司治理與內部控制理論,要實現稅收公平,應該從制度上形成對稅權的控制,這個制度包括兩個層次:國家對稅收立法的總體控制;稅收立法組織內部對各個環節的控制。
1、國家對稅收立法的總體控制
包括對國家征收稅的權利的控制,以及對稅收立法者行使稅收立法權的控制。這里討論的是后一個問題,即當需要征收一種稅時,應該從制度上控制稅收立法者的權利;同時,這里所說的稅收立法者不但包括稅收法律、法規的制定者,而且還包括稅收規章、稅收規范性文件的制定者。
公司治理理論眾多,其中關于股東大會、董事會、管理層之間的授權、約束、監控行為的適當性的討論也許可以用來思考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等各級權力機構在稅收立法權上的決策、執行、監督方面該如何配置的問題。
股東大會作為整個公司最高的權力機構,如何激勵董事會和管理層這一公司權力的執行機構,如何有效地監督、約束權力機構,促使執行機構與股東的利益趨同,防止權力執行機構濫用權力,避免公司的整體價值遭到損害,監督、激勵、經理人市場等機制就很重要。其中監督機構的設置或許可引入稅收立法權的監督上,監督機構(監事會)獨立于執行機構而直接對股東大會負責的機制引入到對稅收立法者權力的制約監督,就是要求存在一個由全國人大負責選舉并直接對全國人大負責的監督組織來監督各級權力機構在稅收立法權上的執行是否符合立法決策的本質要求、稅收權力的執行是否符合法律要求。
2、稅收立法組織內部對各環節的控制
是指如何利用內部控制理論中一些思想來指導構建對各個層次稅收立法權的控制制度。內部控制方法中最為重要的內容包括:內部控制的制度設計必須結合控制環境的實際情況,以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可以實施;通過程序的規范來確保結果的可信任;實施控制的各個層級(即組織結構)之間權力的合理分配與監督。具體運用到稅收立法中則表現如下。
(1)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較快,作為上層建筑的稅收法律必然要隨之變化。在稅收立法中要充分考慮這種變化與法律穩定性之間的平衡,否則稅收法律要么不能適應經濟生活的變化節奏,要么失去其穩定性及稅收的公平性。因此,最高層次的稅收立法者在課稅要素的界定方面應設置一些可根據整體宏觀經濟變化可以調整的內容,并且必須將這個調整的權力明確授予某個組織,該組織必須在明確的時限內、清晰的條件下和實施必要的程序后才能行使調整的權力,否則任何公民都可以訴諸法律宣告其調整無效。例如,在使用“其他”這個字眼時應該明確當立法機關沒有另行發文補充“其他”的具體內容時,其他機構不得進行解釋;《企業所得稅法》中關于廣告費用稅前可列支限額的確定,可以授權國家統計局定期發布各行業在該時期的廣告列支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納稅人可以用該統計數字的中位數作為稅前可列支限額的計算標準。這樣既保證了稅收法律的穩定性,又保證了稅收法律的適應性。
(2)程序雖然不能保證最好的結果產生,但可以防止最惡劣的情形出現,因而必須對稅收立法程序予以高度重視。最高層次的稅收立法者應該在稅收法律中明確而細致地規定法律、法規的稅收立法者進行稅收立法的程序。立項、起草、審查、決定四個環節的清晰及可操作性是整個立法工作的關鍵,使這兩個層次的立法者能夠通過該層次的稅收立法程序來制定出品質有保障的稅收法律、法規。稅收立法者要確保立法程序的透明性,使每個公民都能監督立法者在程序上是否符合法律的規定,使那些違反程序而制定的稅收法規無所遁形。
(3)稅收立法的組織結構應該在最高層次的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上通過立法的形式來明確,并且明確規定各層級稅收立法者的立法權限。例如,規定在法律這一層次的立法者應該在制定的稅收法律中明確界定各課稅要素的內涵與外延;法規的制定者只能在法律的授權范圍內,在規定的條件下,通過法定的程序就課稅要素的外延進行適度調整;規章的制定者只能根據法律的授權在更小的范圍內對更具體的事項作出規定,而且還必須保持與上一級的法律、法規的一致性。同時,權力機構還須在配置稅收立法的組織結構時充分考慮監督體系的獨立性,并通過立法來確保監督體系的設置與運行程序,同時授予監督體系一票否決稅收立法合法性的權力。
3、結論
只有當我國稅收立法實現了國家對稅收立法的總體控制及稅收立法組織內部對各環節的控制,才能從制度上保障我國的稅收立法在以下方面得以實現。
(1)在最高憲法的層面明確規定各個層級立法機關的立法權限,防止稅收立法者與執法者身份的重疊,從而在根本上保障稅收立法的穩定性、嚴肅性和權威性,進而保證稅收司法在司法審判中裁判稅收立法的合法性的憲法依據,最終到達保障納稅人的財產權的目的。
(2)在狹義的法律層面完善實體法的條款,法律條款盡量細致化,減少稅法使用人的自由裁量權。例如類似企業所得稅實施條例第六稿中“凡生產經營項目涉及的營業機構適用不同稅率的,按企業經營收入、職工人數或工資總額、資產總額三個因素在各營業機構之間合理分配應納稅所得額,其權重分別為0。35、0。35和0。3”的條款,從而使稅收法律的公平公正性得到合理的保證。
(3)在狹義的法律層面制定各級稅收立法者的立法程序,而且這些程序具有很強的操作性,從而使稅收法律的制定更加公開透明,使稅收法律在制定時能得到監督和納稅人的普遍尊重和自覺接受。
(4)在《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明確規定設立稅收審判庭和對相關法官的專業性要求。在法律層面上保證司法機構的專業性,進而保障稅收司法審判的準確性,通過稅收司法有效約束稅收行政機關權力的濫用,實現稅收司法對稅收立法、執法的監督,保障納稅人司法救濟途徑的通暢。
(5)修訂現行的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擴大法院的受案范圍,而不再僅僅局限于對具體個案的合法性審查,從而約束稅收行政機關變相修改法律的行為,進而使我國稅法的穩定性、權威性得到合理保障,保障納稅人在稅法使用的過程中能夠準確預見其法律后果。
當這些稅收立法得以逐步進行時,我國的稅收法治環境也將得到逐步改善,納稅人也就可以合理預見稅收法律行為的后果,也就有了稅收籌劃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報告明確指出:“要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利結構和運行機制。健全組織法制和程序規則,保證國家機關按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事權力、履行職責”。由此可見,我國執政黨的最高領導層也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從制度上去尋求對國家機關權力的制約,我國稅收法治建設正在不斷地完善,稅收籌劃事業也將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預約咨詢稅務顧問

免費咨詢

那曲地區稅務籌劃服務方案

  • 企業所得稅稅務籌劃

    企業所得稅稅務籌劃
    定制節稅方案

  • 增值稅稅務籌劃

    增值稅稅務籌劃
    定制節稅方案

  • 個人所得稅稅務籌劃

    個人所得稅稅務籌劃
    定制節稅方案

關閉

提交成功

稅務客服會在1-2小時內聯系您,
請您保持電話暢通!

電話咨詢

400-166-3656

電話
立即咨詢稅務解決方案

400-166-3656

免費咨詢
關閉
七七彩票